彭博撰文分析，如果美联储确实启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度升息，将代表大规模购债计划，甚至可能比美联储暗示的早结束。
此外，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的年涨幅和月涨幅都小于市场预期，显示推高生产成本的供应链压力和原物料短缺有所缓解。批发生产者价格9月份上涨0.5%，较去年同期上涨8.6%，后者是一个新的记录，反映了持续的通胀压力。扣除食品和能源后，核心PPI仅上升0.1%，低于预期的0.5%，12个月涨幅为5.9%，为198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周厉王改革失败的原因
公元前842年，西周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国人暴动”。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袭击周厉王姬胡。周厉王一直逃到彘（今山西临汾霍州），公元前828年客死于此。
关于“国人暴动”的发生，《国语》、《史记》、《后汉书》等著名的传世文献都把原因归于周厉王的“暴虐无道”。有趣的是，文献并没有着墨太多于周厉王如何贪婪残暴，只是提到了他贪财好利和压制言论。
众所周知，传世文献不可尽信。有学者曾指出：“儒家对于古文献是按其政治需要来编选的”（见《西周史》）。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传世文献，不知道多少已被知识分子出于所谓的道义，自觉或皇帝的要求所大量修改。孔子在修编《春秋》时就删减修改了原始文献，以儒家的价值观重塑春秋历史。后世史官将这一做法发扬光大，即便是司马迁、班固等著名史官亦不能免俗，以至于我们难以从传世文献中准确地窥知历史事实。尤其是历朝历代在涉及本朝政权合法性时，更是需要突出前朝政权的腐朽，以凸显本朝乃是正朔相承。
幸运的是，考古工作帮助我们接近历史事实。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周厉王的信息，虽然目前并无完整的证据链为周厉王“翻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周厉王采取了一系列试图扭转周王室倾颓的改革措施，严重侵害了以贵族集团为主的既得利益，而高压严酷的言论管控，使得受损的利益集团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传达自己的诉求和获得回应，最终引发了一场暴动。
有学者认为，商周是中国先秦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商朝和周朝的君王致力于将原始军事部落联盟转变成为城邦国家。与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不同，商周实行的是分封制或封建制。封建制实际上是一种对血缘宗族和军事部落的政治层级和地缘单位安排。
可以看出，商王或周王的“天下共主”身份，依然带有部落首领的色彩。商王和周王将领土和人口分给同姓及异姓诸侯，诸侯对所封领地享有军事、民事和刑事等管辖权，同时，应服从天子并承担纳贡及军事义务。虽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现实中，天子只能对王畿之地拥有直接管辖权。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中君主与领主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同，天子对诸侯的约束主要依赖的是军事实力、道义压力和宗法制度。在王畿之地，天子为了维系统治，同样需要对贵族进行分封。虽然这些贵族的封地和王室的土地经常调整，甚至出现重叠，但是不难看出，比起诸侯和天子，王畿之内的贵族和王室之间，更体现出此消彼长的实力变化。虽然商周两朝君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强大的诸侯和贵族势力却也一直制约着王权的进一步延伸。
西周中晚期以来，王权衰落与诸侯并起，诸侯国内贵族乱政导致了春秋战国的混战乱局；秦始皇尽管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帝国制度，秦帝国却也在他逝世后不久崩溃。汉朝初期采取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安排，也是对地方贵族势力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无奈妥协。
中国一直到西周晚期，王室财产和国家财产并没有明晰的区分。在分封制下，周王室的财政收入，依靠诸侯和附庸国的进贡，以及王畿之内民众的力役，后者主要包括国人的兵役（包括出仕为官）和野人的劳役（包括耕作和工程建设）。总体而言，后者才是周王室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进贡所占比重不大，且随着周王室权威增减而升降。周王室所需要承担的财政支出责任与其财政收入不匹配。虽然在分封制下诸侯有义务为周王进贡和承担军事义务，但随着周王室相对实力的下降，诸侯的态度越来越消极。《史记.周本纪》记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西周中期穆王时代，由于玁狁（严允）、淮夷等边患已经十分严重，周王室军事支出急剧扩张。与之伴随的是严重的财政危机。
周王室所直接管辖的王畿之地，范围大约是渭河谷地和洛阳平原。周王室的日常开支和军事支出基本依靠畿内之地的收入。更何况，周王室为了获得王畿贵族的忠诚，时常赏赐贵族官员土地。西周中期王室土地已经变得十分零碎，东部土地已经分封殆尽。王室土地萎缩使得王室财政危机雪上加霜，至周厉王登基之初，问题已比较严重。这是西周崩溃的根本原因之一。
基于血缘姻亲关系的宗法制，本质上是为了维系王权统治。然而，这种政治制度致命的缺陷在于，随着天子这一天下大宗与其它宗子之间血缘关系的淡泊会日渐疏离。分封制度的建立者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仅通过监察制度和军事压力等具体措施牵制诸侯贵族，也通过将分封制度意识形态化，从而形成对诸侯贵族的道义压力。总体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比较成功，因为，哪怕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极度衰弱的情况下，霸主仍然需要在表面上匡扶周室。
但是，无论是监察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和利益纷争问题。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挑战王权的力量逐渐从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集团，变换成帝国集权下的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贪污腐败以及对王权的侵蚀和对国家的俘获，均成为历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虽然后代历朝皇帝均在制衡官僚集团权力的制度方面做出改进，但历史证明，这些都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哪怕明朝朱元璋以剥皮实草之酷刑和运动式整肃官场，清朝康雍乾三帝运用渐臻化境的法家驭臣之术，官僚集团的不端风气，始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终黄宗羲才道出了问题根本所在，即“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古代中国政治问题根源，不在于官僚权力不受制约，而是皇帝这一帝国最高统治者权力不受制约。
相比起秦之后复杂的官僚制度，西周的官僚体系较为简单，且官僚职位一般由贵族担任。自周文王到周昭王间，主要执政大臣之位由“周、召、毕”三大世族占据。到了中期，三大世族已变为“毛、井、虢”三家。荣、召、南宫家族的势力则在晚期得到复兴。这些宗族集团一方面效力于王室，另一方面也不断积蓄政治资本、家族财产，并建立新的家族支系。贵族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一些传统的世家大族如井氏大宗就在西周晚期被剥夺了土地及附庸（人口），从此衰落。土地（财富）增减依赖于官职职权高低，贵族之间结党营私形成派系不可避免。
王权对官僚集团的制约，主要仍是在宗法制的框架内运用复杂礼仪、道义和赏罚力量约束。虽然周王室和畿内贵族在西周中期以前都保持着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但是这种良好关系随着周王室衰微、贵族内部矛盾激化、贵族势力相对王权的上升而转变。从西周的贵族和官僚活动来看，西周的权力制衡制度很可能谈不上复杂。西周中期的牧簋有一段铭文记述了周王（周孝王）谴责官僚体系贪污腐败、虐待百姓、滥用职权的现象。到了西周中晚期，贵族侵占王室财产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这又进一步加深周王室的财政危机。
周王室所面临的上述内困，到了周厉王父亲周夷王时，已十分严峻。尤其在边境吃紧的形势下，周厉王采取改革措施势在必行。周厉王究竟做了什么？
根据《国语.周语下》记载：“厉始革典，十四王矣。”我们无法知道详细的革典内容，但根据文献的简略记载，就是周厉王把原本由贵族公用的山泽资源收归周王室，废除土地制度的籍田礼，强化王权对贵族财产的管理。各种史料对“山林薮泽之利”着墨最多。有人推测：“周人在分封制度下，山林薮泽之利，由各级封君共享。即使以赏赐或纳贡方式，资源仍可上下分治。厉王专利，相对的也就使诸侯不享。”后来，自商鞅变法推行“壹山泽”后，国家垄断某些利润丰厚的行业已经成为常态。但在西周，利益均沾是一种“德行”。周厉王垄断山林薮泽的开采权，严重损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同时也是失德之举。对于这种周王室“国有化”的措施，贵族集团和其代表官僚只能在道义的话语体系内规劝天子，而不能过于赤裸地围绕利益分配进行协商，而后世在编撰史书也尽可能地渲染周厉王的“失德”。
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历史上非常常见。例如，汉朝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和公卿大夫，以及宋朝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辩论，无不需要以道德伦理包装，而不能直接讨论利益问题。当拨开伦理话语的迷雾，细究其中辩论主旨，可以发现，汉宋两场辩论，均讨论了资源商品和工商业的国家垄断问题。汉代的公卿大夫和宋朝的王安石坚决主张国家应垄断资源商品和工商业经营，相反，汉代的文学贤良和宋朝的司马光则主张民间经营。
除了任用荣夷公推行垄断“山林薮泽之利”的改革，周厉王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剥夺贵族利益。也就是所谓“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见《国语.周语上》）。也就是说，在周厉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国家垄断的经济模式。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很可能改善了周王室的财政状况，周厉王时期，周王室的威信和军事实力明显提升。西周青铜器的铭文记述了周厉王一系列对外征战事迹，虽然一般而言，铭文主要赞美功绩而较少记载失利，但周厉王的确取得了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甚至夷王时曾不可一世的楚国国君熊渠，因担心周厉王讨伐自己而不敢称王。可见，周王室的国威的确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这自然与上述周厉王采取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分不开。
然而，周厉王的改革措施必然引起了贵族集团的愤慨，享有一定言论自由的“国人”，纷纷议论和谴责周厉王的新政。所谓“国人”，是指王畿范围内“国中和四郊”之地上的“自由民”，他们基本上是周族贵族后裔及其平民。商周时期，“国人”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参政议政、受教育等。他们都是周厉王此次改革措施的受损者。根据《国语》的描述，周厉王采取高压措施监视国人，并诛杀指责他的人。从此，国人不敢说话。周厉王自负地夸耀自己控制言论的成绩，而召公说出了那句名流千古的规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他认为，民众的舆论就像河流，不能靠堵塞，因此要引导民众说话。
如果仅凭《国语》的这两段故事，我们很容易认为召公和芮良夫主张带有某种朴素的民权思想和自由市场色彩。实际上，召公和芮良夫更可能是在代表利益集团，向王室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与其说这是言论自由的体现，不如说这是“国人”与王室之间的政治协商传统或机制。“国人”的这一特权，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和身份范围的限制，根本不具有普适性。召公和芮良夫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满周厉王的改革，因此，针对周厉王的改革和“止谤”措施，提出警告和交涉。双方在谈崩后，忍无可忍的“国人”掀起了一场反对周厉王的暴动。
周厉王可能不是一位英主，但他的确试图扭转西周中期以来衰颓的命运。在穆王死后，西周百姓便生活在随时可能遭受边境异族侵犯的恐惧中，王室财政在经历了数代自杀式的封赏和贵族侵吞后，出现了严重危机，周厉王立志要复兴西周。从当时他的对外战争行为以及和贵族集团的互动来看，周厉王很可能是一个刚愎自用、强硬好战，抵触负面言论的人。
然而，他的改革措施与利益集团产生了直接冲突，却希望通过封锁“国人”与王室之间传统的政治协商机制来实现集权。这其中的矛盾在于，他一方面破坏了西周宗法制中的典制惯例，另一方面却希望利用本已衰微的宗法意识形态，统一国人的思想。
在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和宗族存亡命运的担忧中，这一矛盾不断激化，最终，他们掀起了一场针对周厉王本人的政变。周厉王直到仓皇出逃，才发现自己已是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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